各方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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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国共摩擦和1945年国共冲突
蒋介石（左）与毛泽东（右）在重庆会谈期间合影
二战结束时日本占领区（红色）及中共抗日根据地（红条）
1945年8月15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敌人——日本宣布投降。两党过去积累的历史矛盾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分歧更加彰显。[30]:1-2
日本投降前夕，国民政府军队主力集中于后方，在长江以北、平汉铁路以东几乎没有政府正规军存在，在长江以南、粤汉铁路以东仅有第三战区的部队。[31]
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控制了大部分华北农村地区，根据地总人口约9,550万，并实行土地改革，逐渐获取农民的信任与拥护，建立起一支可以与国民政府一争的军队[16]:724[31][32]:10-43。而国府在社会方面，由于战争的破坏与过于激进的货币政策，法币的贬值速度迅猛，物价飞涨，导致普通民众生活成本急剧上升，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物价飞涨，以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6月法币购买力为标准，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8月，法币购买力仅有原值的5‱[33]。作为社会安定力量之士绅阶层也受到影响纷纷解体。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在农村实行的苛捐杂税，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一些地方甚至因税赋过重导致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34][35]。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有接收东北的法定地位，故停战令的第五条乙项规定，政府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的调动不受限制[36]。另外，停战令第二条规定，中国境内（除东北）的军事调动一律停止[36]然而，苏联在东北的实际行动却对国民政府的接收工作造成了阻碍。苏军不仅鼓励中共在关键地区部署力量，还将缴获的日本关东军武器装备转交给中共[37]。中共亦认为其在东北亦有权接收，拒绝遵守此项规定，继续从关内抽调部队进入东北，在苏军撤退各处进行接收[36]。
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迅速建立党政军组织，并在苏军的协助下接管各地政权。苏军一度催促中共尽快接收东北全部政权[38]。
和谈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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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1945年8月14日，国府与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并就外蒙古独立问题等进行换文。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规定：宣布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人员担任，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为30年；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设中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苏联政府有权在划定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哈尔滨至大连、旅顺的干线合并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中长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等等。[39]:173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的签订，使苏联恢复了沙皇俄国曾在中长路等方面所强占的权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39]:173但另一方面，苏联获得“雅尔塔密约”中所要求的各项利益，斯大林于是同意新疆分裂势力与国府和谈。[39]:174双方的谈判在苏联担任调解人的情况下，从1945年10月中旬开始，最终在1946年6月6日达成和平协定。[39]:174“民族军”被统一编组并划定了驻地，新疆省政府进行改组，吸收“民族军”方面的代表。[39]:174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由“民族军”自治，中央军不得进入。[39]:174-175
苏联最初选择推动国共和谈，但不愿美国势力进入东北。[39]:174然而，美国坚持东北必须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直接帮助国军进入东北进行接收。[39]:175为遏制美国，苏联不惜要求中共放弃关内各根据地，在最短时间内集中主力到关外，以便在苏军帮助下阻止美蒋军队进人东北。[39]:175中共很快组织了十几万军队赶赴东北。[39]:1751945年9月下旬，美军在中国华北大批登陆，美国海军海运大批国军至东北。[39]:175在苏军支持下，中共封锁进入东北的陆海空的各个通道。[39]:175蒋介石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声明苏联违约，并向中共占领的山海关进攻，开始以武力进行接收。[39]:175苏军为应付外交，与国府再达成协议，最终将撤军期限延至1946年2月1日。[39]:176此后，东北行营恢复接收。[39]:176
但苏联坚持东北是其势力范围，不许美国染指。[39]:176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月初，蒋介石派其子蒋经国访问莫斯科。[39]:176蒋经国坚持东北要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只是在经济关系中可以同意苏联保持主导地位。[39]:176斯大林要求对所有重要企业实行垄断性的中苏合营，否则苏军将视其为战利品而自行处理。[39]:176早在1945年9月下旬，苏军就大量拆卸东北日本军工企业的机器设备，并将东北银行的现金、有价证券和贵重金属几乎全部提走。[39]:176中苏经济合作谈判陷入僵局，苏联密告中共中央东北局，苏军将陆续撤退东北，中共军队需迅速占领。[39]:176由于苏军突然从南满开始撤退，中共武装迅速接收了安东、本溪、辽阳、海城、抚顺、通化、通辽、辽源等地，以及南满大部分工业区。[39]:176
蒋介石要求派停战小组前往东北，以阻止中共继续进入苏撤区。[39]:176-177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指示马歇尔促使国共停战。[39]:180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订国共停战协定[23]:2015。蒋介石后来总结大陆失败教训时提到，当初“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大陆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40]当时，远赴东北的四五十万国军，军需补给消耗惊人。[40]长春等城市被围困时，必须靠空投救援。[40]1948年，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都在东北。[40]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将东北重兵把守，当1947年后中共在关内四面出击，国军兵力不敷使用。[40]但在当时，蒋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又不能不派军队去接收已沦亡十四年的东北。[40]
另外，拒绝收编伪军，令多数伪军加入中共；担任参谋总长的陈诚，曾认为收编伪军将“混淆了国军的血液，千万不能办”。[39]:215在东北，蒋解散30万曾为日本人效力之伪军，把他们全部释放，结果补充共产党方面力量[41]:10。也是国府失败的原因。
而中共方面，则对伪军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将伪军视为潜在的争取对象，同时也积极收编国方伪军[41]:10[42]。毛泽东曾指出，“即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42]。”部分伪军转化为中共的战斗力量，为中共在内战中的军事提供支持[43]。
1945年9月上党战役中，八路军围攻长治
1946年应中共要求，广东东江纵队乘美国运输舰前往烟台整编，后参与山东内战
从1946年7月国共在苏北开战，到1946年10月间国军进占张家口，国共仍然是谈谈打打。[44]:124-125期间，马歇尔八次到庐山协助蒋介石、周恩来谈判，将指示递交给中共，国民政府期望美方干涉，以达成"军事接收华北、外交接收东北"的目标，但杜鲁门政府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双方冲突，遂不同意蒋，国府的希望最终落空[45]。1946年10月，周恩来拒绝马歇尔的张家口休战建议，国军遂向张家口推进，共方则集结重兵准备包围国军，国军傅作义部骑兵行动敏捷，于10月11日占领张家口。[44]:139-140同日，蒋介石不愿继续拖延制宪国民大会，宣布第三次停战令，单方面下令国军停战。[44]:14017日，蒋发表关于中共问题之声明，并由马歇尔送交中共。[44]:140声明内容含有八款，此八款大都为中共原已同意者，或原为中共所要求者，且中共认为美政策对其有有利之处。[44]:140遂中共同意继续与蒋谈判。[44]:141
国民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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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知道军事的重要性，却在大战硝烟弥漫之际，把国民大会放在第一位，学者高华认为蒋受冯友兰影响，在1945年后透露对实行民主宪政的意愿[40]。毛泽东在重庆通过和蒋介石的几次长谈和近距离的接触，看穿了蒋实际上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早在1945年秋天，毛泽东便对胡乔木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40]。从重庆回延安后，毛泽东又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40]双十协定签订前夕，蒋的心腹，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曾公开表示：“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他又表示：“即便共产党来，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46]
直到1946年11月10日，国、共及各党派代表续行会谈，名为“非正式综合会议”，仍未能达成协议[44]:144。共产党不满意国方提出的名额条件[47]，遂坚持改期，王世杰谓如中共能将国大代表名单立即提出，则可提请政府考虑延期数日，周恩来坚持不能先提名单[44]:144，而后双方仍未谈妥，遂中共决定退出。在中共缺席、名额未确定情况下，蒋为建立其统治的合法性（法统），不希望被外界认为是“一党主导制宪”，于是拉拢民社党、青年党参加国民大会[48]，11日，蒋为争取第三方面，宣布会议延期三天[49]，青年党曾琦、民主社会党张君劢（民盟中一派）及无党派人士提出国大名单[44]:144。中共最终仍拒绝参加[44]:144，最终，国大在中共以及各党派缺席情况下，依然决定召开。
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刘少奇在延安枣园谈话，说：“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都有打不打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胜不胜。”[44]:145。
国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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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国府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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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美援和1945年中国
日本投降后，美军停止军事活动，但《租借法案》持续施予中华民国，使其完成对在华日军的监管活动。1945年9月，在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命令将美军价值4500万美元仓储物交予中华民国，美国国防部还移交70架C-47运输机及一些尚可使用的飞机给中华民国政府[50]。
马歇尔调停时期，美国对中华民国军援包含两种，一是赠与及信贷，另一种是军事顾问团的设立，根据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报告，自二次大战结束后美提供给国民政府的军需品种类繁多数量庞大[50]。大约包含：小型武器的军火，炸弹、飞机、坦克、汽车、军舰、运输舰、医药、衣服等，全部的军需品赠与及信贷至1949年3月21日为止，总共约998,700,000美元。其中797,700,000美元为赠与，其馀20,100,000美元为信用贷款[50]。事实上，这些援助的军需品的实际价值远超出所列出的数目，而且不算在上面所列的援助，尚有出售剩馀军需的一笔价值一亿零二百万美元，另外尚有670万美元的物品、5600吨的弹药等等[50]。此外，在马歇尔调停时期，另还有一些赠与及信贷，根据《中美合作组织协定》（Sino- America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Agreement），美国提供国军价值约17,700,000美元的军需品，其运送于1945年9月2日至次年3月2日之间[50]。虽然这些物资早在马氏使华之前即已完成移转，但这笔赠与不在前面所述的赠与项内[50]。除此之外，美军向中国西南撤出之时，将其远征缅甸之军需供给（包含战斗用之军火）出售与中华民国，价格约2500万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在该协定上载明是信贷。另外500万美元为分期付款。此军援本纳入1946年8月30日的（美军）出售财产剩馀的帐目之中，其后则免予偿还，做为对华的恩惠[50]。
海军军事顾问团方面，1946年7月16日，美国海军部向国民政府派遣海军顾问团，并移交271艘舰艇，包括护航驱逐舰、两栖作战、运输船以及海岸巡逻艇。公共法案亦授权总统设立驻华海军任务处，以不超过100名的军官及200名的士兵为限。1947年12月8日，国府外交部长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敦共同签署协定，美国以140艘船舰交予国府，美国协助中华民国建立海军机构，包括建立舰队、组织、军港、基地与学校等等。由美国帮助中华民国培养训练海军干部，由中华民国供给美国海军情报[50]。陆军军事顾问团方面，美国陆军部于1945年10月要求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准备成立顾问团，魏德迈于次年2月时在南京设立中国战区总部，包括陆军空军和后勤部队人员。1946年10月28日中国战区总部改称为美国陆军顾问团[50]。
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关中认为，1945年底到1947年初，马歇尔介入中国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在国共内战中明显亲共[51]。有学者认为，他逼迫蒋中正下达六月停战令，使国军在四平战役中胜利后无法前进，后来招致麦卡锡的强烈批评[52]。在1946年夏至1948年2月、3月间，美国为迫使国民政府容许中国共产党参加政府，无一械运来中国[16]:723。1947年1月，马歇尔调停失败，归国后晋升国务卿，对中国事务态度消极。[39]:181国务院的远东司司长范宣德认为对中国采取观望政策可避免与苏联关系恶化。[39]:181美国的重欧轻亚政策，将大量美援给予希腊、土耳其等国，以遏阻苏联在欧洲和中东的扩张。[39]:1811951年6月9日，韩战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被撤职后表示，“马歇尔使华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自此自由世界将付出鲜血和灾难的代价。”[53]顾柏克认为国共斗争是美苏斗争之缩影，而在国共斗争中，美国政府受到一批亲共人士影响，支持中国共产党之“联合政府”谋略，为国民政府拒绝后，即不再热诚支持国民政府，在国共谈判中，处处翼护中国共产党[16]:723。
1947年7月3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市签定《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间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简称《中美经济援助协定》）。同年，行政院设立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美国则在上海市成立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ission to China）[54]。
1947年秋，美国国务院正式取消美国顾问不得参加国军训练中心的限制，至1947年12月已经在中华民国建立了二十几个新兵训练中心[50]。到1948年底1949年初美国为国民政府在台湾训练了四个师，在广州训练了一个师。该顾问团还协助国军陆军总部进行组织建设，建立陆军学校制度，与训练中心制度，并对成都、汉口、台湾、南京和广州的学校和训练班做了大幅改进[50]。
1948年12月30日，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台湾办事处成立。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随之迁往台湾，并且由陈诚担任主任委员；同年美国停止援助[54]。美援计画由中华民国与美国聘请美国“怀特工程顾问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担任审查，怀特公司并派出经理狄宝赛（V.S. De Beausset）于1949年来台担任负责人[55][56]。
美国国务院表示，1937年－1949年美国对中华民国援助总金额为35.23亿美元，其中，20.07亿美元为国共内战时期的援助，占比为60%；高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15.15亿美元的援助（占比为40%）[57]。英国学者厄特利认为，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2月底，美国援助的金额约为6亿，其中大部分是运输费用，包括百万在华日军的遣送费用，以及运送中国军队受降的费用，这些费用应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支出。[58]并且，杜鲁门总统从1946年夏，明确禁止国府购买可用于打击共产党的武器或弹药，其后售给国府的价值1亿美元的多是军需品。[58]美国的禁运在1947年7月才解除。[58]1947年12月至1948年11月，美国出售给国府的弹药总量只够一个月的消耗。[58]总地来说，美国的大部分军事援助都为时已晚。[58]1948年4月的《对华援助法》援助国府4亿5千8百万美元，仅有1亿2千5百万被指定用于军事[16]:723，其中陆军为8750万美元，空军援2800万美元，海军援950万美元[50]，且直到近一年后才交付，那时共产党已经征服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58]并且，美国对国府的援助不是无偿，而是收取了高额费用的。[58]
苏联对国府之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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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以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为统帅[查证请求]，指挥数十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及外蒙，日军毫无抵抗[查证请求]，1945年8月21日其关东军在哈尔滨向苏军投降，59万4千馀人悉被苏军俘走[59]:286。苏军分为三路进入满蒙，右翼兵团攻向张家口，中央兵团进至承德及平地泉，左翼兵团沿中东铁路南下长春、沈阳，一支入旅顺，一支进抵山海关[60]:873。
10月1日，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洛夫谒见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时称：苏军现已开始撤退，大部份将于10月下旬撤退，11月底可全部撤完，苏联政府授权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与国方统帅部确实商洽东北军政事宜，地点为长春，时间为10日至15日[61]:3。10月12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与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一行到达长春，是日蒋经国向蒋函呈抵达长春情形：“⑴熊主任与儿于今（十二）日午后三时安抵长春，苏军曾派代表来机场迎接。⑵定明日与马林诺夫斯基正式会谈，我方拟提出撤兵，恢复交通，接收行政，以及大连登陆四问题。⑶东北行政系统尚完整，儿意我方必须在苏军撤退之前，将行政接收完毕。⑷苏军对本党活动，最近公开表示不满。……⑸共党力量，在东北尚未发生重大作用，但苏军在暗中确有支持共党之行动。⑹今年东北大丰收，各地尚安定，民心思汉，爱国之热情，实高过于关内。”[61]:125-12610月13日，蒋经国向蒋函呈：“⑴彼方不愿我军海运登陆。……⑵强调反苏之秘密组织，必有其他意思与作用。⑶对于经济问题，避开不谈。”[61]:137到10月21日夜间，苏联长春电台广播反对美军在华北登陆[61]:270。直至10月26日前，即在长春城郊作大规模之军事演习，限制行营活动，封闭中国国民党长春党部，并以中国共产党员张庆和接充长春警察局长，意在阻止国府之接收也[61]:297。
同时11月国军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登陆秦皇岛抵达山海关附近，亦受到阻挠，经向马林诺夫斯基交涉，希在营口、葫芦岛登陆，马称苏军已自该地撤退，第十八集团军入据矣，彼概不负责，亦不干涉[60]:875。11月6日，蒋经国分析苏方态度突变之原因，认为系受美苏关系及国共冲突之影响，因恐我军进入东北之后，将支持美国在东北之利益；甚至未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故不愿我国大军开入东北；但根据条约，苏方不得不撤兵，同时亦无法禁止我军开入东北，故决定造成混乱局面，使我中央一时不能接收东北[61]:430-431。蒋介石日记11月7日记道：“俄国之阴谋，毒辣极矣！彼既扼住吾人之咽喉，不使稍有呼吸之间隙。……所有约言，一概不认，始则大连，继则葫芦岛，最后则营口，先诺而后背约。……今既于东北各海口不能登陆，只能由山海关陆路前进之一途。此后对东北，只可如俗语所谓‘死马当活马医’而已。必须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也。”[61]:435-436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有关文件
岳渭仁等学者认为：苏联按时参战，占领东北，允许中共占领大部分乡村地区，阻止国府重返东北，还把大量日军装备送给中共军队，使蒋介石在内战中必须走向军事失败[41]:9。
苏联对中共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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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2日，苏联对日宣战后，150万苏军全面进入中国东北、库页岛南部和南千岛群岛，迅速击败日本关东军，日本扶植之满洲国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灭亡
在东北，苏联自日本关东军手中接收转交给中国共产党武器装备[62]:91-92。历史学家张玉法认为，1947年，在战况不利下，中国共产党曾请求苏联给予援助[16]:703。张玉法认为国共之间是一个国际战争，苏联不断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武力和外交支援；美国则为迫使国民政府改变政府之形式，援助少而责难多，终使国民政府实力与声望每况愈下，不仅丧失与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对抗之力量，也丧失与中国共产党谈和之条件[16]:711。中国共产党之发展，自始受到苏联支持[16]:723。中国共产党在美国之同情和苏联之实质支持下，势力日增[16]:723。但也有美国学者认为，苏军一方面允许八路军接管农村，另一方面却让蒋官员接收满洲所有的城市，并保护了他们好几个月[63]。
1949年2月6日，毛泽东对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说：“迄今为止，我们得到的武器都是无偿的。我们明白，苏联的武器生产中包含着苏联工人的有偿劳动。”[64]:276毛泽东又提出中共需要三亿美元贷款、三千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64]:276
内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物资统计
时间
发货地点
机枪
步枪
子弹
其他物资
1945年11月2日前[65]
沈阳
4,000
11－12万
各种炮一批
1945年11月2-6日[66]
沈阳、哈尔滨
1,000
3.6万
800万
部分炮；手榴弹15万；运输机6架；火车2列；大衣2万；皮鞋3万；兵工厂1座
1945年12月初[67]
旅顺
100
近万
飞机40馀架
1946年3月[68]
朝鲜
3万
1946年4月[69]
哈尔滨
1万
10万
1,000门炮
1946年5月[70]
朝鲜
115
43万
炸药1万箱
1946年6月[70]
朝鲜
50
5,000
300万
本月另有一批，不详
1946年7月15日-8月7日[71]
朝鲜
688
12,145
1,000万
167掷弹筒、7门炮、11,164刺刀、43,588发炮弹、22万斤炸药、火药500箱
1946年9月[72]:507
图们
100多节火车弹药
1946年9－10月[72]:508
安东
朝鲜北部日军储存之武器弹药，数十艘汽船每日往返运输
1946年12月到1月[39]:178-179
苏联
1.51亿卢布各式物资[73]（含300万匹布、560万吨米和棉纱、3,300吨汽油、500辆卡车、700吨炸弹等）
1948年2月到12月
苏联
3.35亿卢布各式物资[73]
1948年辽沈战役前
满洲里等地
仅我们（苏军）两个方面军转交的武器就有8,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2600辆坦克，1861架飞机，约52,000挺机枪，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稍后又转交给他们大批的苏制武器[74]。各种枪炮、坦克，以火车运输数日[75]。武器弹药的制式不同，有……捷克式和苏式[76]。
1949年7月到12月
苏联
4.21亿卢布各式物资[73]
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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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土改工作队向农民宣传新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946年，贫农批斗地主
1950年，歌剧《白毛女》中白毛女与小白毛的形象，中共方面将该剧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广泛巡演，成为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标志性作品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军总部号召打倒蒋介石[23]:4923。“不仅地富逃亡，甚至中贫农逃亡也不少”[77]:608。甚至有村庄连贫中农的东西都没收，“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还有用油从头上烧死人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78]。
有鉴于此，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报告，提出土改总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强调“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成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其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在1948年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容许中农保有较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区别新富农和旧富农，对老区新富农按富裕中农待遇；对开明士绅应予照顾，对大中小地主应有所区别；坚持少杀人，严禁乱杀人；明确土改的地区差别，即老区只进行适当调整，半老区按《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新区第一步土改不触动富农；明确地主、富农和中农的划分标准；保护已分配土地的私有产权；要求纠正关于土改的“左”倾宣传等等[79]:1267-1274。最终使得农村民众，特别是占据多数的贫困农民的民心最终倒向中共一方[80]:353-354。
中共通过土地改革扩大税基，1949年其财政收入达到粮食304亿斤[81]，约合11亿美元，而同期中华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仅有9,000万美元[82]。
通货膨胀与经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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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美国《生活》杂志拍摄的中国国统区街头画面，儿童饥寒交迫在街角死去
受内战影响，国统区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致使寄一封信需用到邮票243枚，共计邮资204万7800元
1949年，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发行的十万元面额金圆券。金圆券于1948年原定发行20亿元，至1949年6月，发行额已达130.3万亿元之巨。巨额金圆券钞票标志国民政府经济失败
主条目：中国通货膨胀 (1938年-1950年)、法币、金圆券和中华民国国库黄金运送台湾行动
中国抗日战争所带来之经济崩溃和社会解体使国民政府恢复秩序之努力归于失败[16]:724。由于通货膨胀和支付不断增加，国民政府库存之金银及外币，在1945年底为9亿美元，1946年5月降为6亿美元，1946年底降为4亿5千万美元，1947年10月降为3亿美元，1948年4月降至1亿1千万美元[16]:724。1947年初，法币发行总额为3万5千亿，至7月增至10万亿以上[83]:159。1948年7月29日，蒋在莫干山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谓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措施[84]:352。8月19日，蒋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同时停止发行法币；并在各地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85]:56。蒋发表谈话，呼吁同胞奉行法令，拥护新币制，以福国利民[85]:56。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主要内容为：一、金圆券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二、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300万元[83]:159。
学潮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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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济大学学潮，国府军警持水龙头镇压
1946年以后，各地学生不断发动反饥饿运动，在国民政府镇压下，他们又提出“反压迫”之口号[16]:724。随着战争发展，在中共之领导下，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之运动也逐步高涨[23]:4923。中国共产党在战场后方通过秘密地下党员，策动学潮，著名的有1947年5月，上海、南京等地大学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此次游行学生与军队冲突酿成血案[86]。此外，与中国共产党互为友党的中国民主同盟在1947年10月被取缔之前也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积极参与学潮，配合中共的斗争[87]。1947年5月30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所写时评，高度评价国统区学生运动，认为是解放军作战之外第二条战线[88]:8364。
1948年8月15日，中华民国教育部称，“职业学生一年半以来制造学潮109次，耽误课业506天，学潮漫及18个重要都市”[89]。
1949年1月，解放军进入北平。作家柏杨回忆，车队经过东单时，一个国军少校抓着两个大学生控诉：“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的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一时间全街都呆住了。最后他被强制架走。[90]
1946年底至1949年10月主要学潮
时间
爆发地点
原因
实况
备注
1946年12月（沈崇案）
北平
北京大学预科女生沈崇被美国士兵强奸
全国性反美运动
中共领导[91]
1947年5月（五二〇运动）
南京
物价上涨，公立大学所发伙食费不够
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中共领导[86]
1947年5月（六一惨案）
武汉
物价上涨，公立大学所发伙食费不够
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
中共领导
1947年10月
杭州
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指控参与地下党被捕死于监狱
全国各地学生抗议政府逮捕屠杀学生
中共领导[92]:163
1948年1月
上海
同济学生自行选举自治会，被校方开除学籍
同济大学学生赴市政府请愿
中共领导[93]:143
1948年3月
北平
民国政府查封中共地下党组织华北学联
万余学生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营火晚会
-
1948年4月
北平
民国政府逮捕华北学联学生
五百学生在政府北平行辕请愿
中共领导[92]:170
1948年6月
沪津
美国决定扶植日本经济
上海万余名学生游行示威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天津北洋大学拒绝美国救济粮
-
1948年7月（北平七五事件）
北平
北平市参议会决定重新考核东北流亡学生在北平临时大学之入学资格。次日谈判后，中国青年军向离场学生开枪，8名学生死亡。国府方面则称政府和学生互相开枪对射[94][95]:177
一万学生前往李宗仁官邸请愿抗议
中共领导[96]:26
情报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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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前的重庆曾家岩民生路新华日报社，办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
一般认为，国军战败的原因有许多：政府分裂内斗、腐化贪污；财金紊乱、经济崩溃；士兵厌战、官压民变[97]:109-132；抗战后，中央对非中央系部队歧视，待遇不平，化编或调边远地区作战，引起不满或叛离；借战后“整军”，裁非中央系军官近30万人，编“军官总队”，使此有战场经验干部心有怨气，后多被解放军所用；处理百万伪军不当，杀官夺兵，或以“汉奸”、“敌伪”，驱之投共；因高级将领派系分明，能打仗将领——关麟征、薛岳不用，用刘峙指挥徐蚌会战，焉有不败之理；有些曾受中央敌视将领，紧要关头投共——如高树勋、韩练成、吴化文、卫立煌、何基沣、张克侠、张轸、程潜、陈明仁等，中国大陆解放前许多地方将领为求生存，更无论点，且国军最高统帅部及各级指挥单位，多有中共地下党潜伏，随时为中共提供详细情报，如参谋次长刘斐、作战厅长郭汝瑰，又以统帅部直接指挥作战，刘、郭参与机密指挥，所以每战必败[98]:19。除此之外，中共在国府高层安插大量的情报人员，包括刘斐、熊向晖、郭汝瑰以及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等大批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所组织起的绵密情报网[99]。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时，《新华日报》每天都登有新华社发的中共军队胜利战报，每天辟有专栏刊登启事[100]。据《新华日报》编辑回忆说，“有反动派对此不满，表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事，在打仗的时候，竟允许敌人在自己的区域发宣言、发战报，进行宣传？’……想以此作为迫害我们的借口……敌人对新华日报的稿件更加紧了控制。新华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线的胜利消息不准登……。我们有时也作些不损原意的改动，更多的时候根本不理睬，该登的还是照样登。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101]:411949年9月，昆明银行从业员联谊会发表告社会人士书，反对征兵征粮，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蒋桂系统军队入云南[88]:9002。
强制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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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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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6年（1937年）7月，中国境内各县依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兵役法》及行政院相关暂行办法办理兵役。权势阶层常通过勾结地方官员伪造证明，使适龄子弟逃避兵役，导致“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等原则形同虚设。抽签定役流于形式后，基层为完成征兵任务转而强制征丁，俗称“抓壮丁”。[102]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犯解放区。为扩充兵源，在其控制区域内强征壮丁、摊派粮款。民众因不愿为国民党参与内战，普遍抵制征兵。[103]
江西省德安县部分乡长、保长（1945年实行乡保甲制）为凑足壮丁名额，以银元雇佣无业者或散兵充数，费用由民众分摊。每名壮丁价达三四百银元，外加苛捐杂税，民众负担沉重。[103]
在四川省，因强征壮丁致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数万青壮年甚至自残避役。部分民众在中共地下组织支持下，持械对抗征丁人员并组织集体抗征，解救被抓壮丁。1947年，广安县兵役调查显示：“广安县征送壮丁，皆由雇买、估拉而来”“乡、镇、保、甲视役政为利弊，或买或拉无不有弊，如派款拉丁，浮支滥报，报归中饱，拉丁则借机磕诈，得钱到手，拉获之丁也可放纵。……肆无忌惮，而人民遂不胜其苛扰”。[104]
1947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上海市及浙江省大部，国民党残军退守舟山群岛设立防卫司令部。期间在各岛强征壮丁逾万人，普陀小干岛为重灾区。据《舟山市志·军事》载，军队强占民宅、征用物资，并将大山村、东岙村18～40岁青壮年编为运输队、担架队，最终强制纳入军籍。[104]
征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种：
“抓壮丁”：县政府按联保分配名额，保警队与乡丁夜间入村抓丁。民众常令青壮年躲入深山或外逃避役。被掳者多遭捆绑押送兵站，途中逃亡者或遭枪杀、毒打。[103]
“抽壮丁”：名义上按“三抽一”比例征丁，但富户可缴钱免役，贫户则须服役。[104]
“骗壮丁”：1947年5月，定海区白泉镇金鸡山驻军缺额，差役谎称“你们跟我去白泉城隍头吧，国民党只是临时叫你们充个数，你们点好名就可回来了。”，诱骗村民至城隍头营地，最终将其强制编入撤退部队。[104]
国统区的大规模强征引发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不满，激化民怨并诱发暴动，成为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重要根源，进而成为国民党解放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02]
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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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冀中军区，1946年定县扩军，有的区干部打人骂人，手持木棒满街找人，有的村干部用绳子吊打逃跑的队员，有的将全村队员集合起来“吃逃跑者”，一顿吃了400斤馒头、两口猪、120斤粉条，还拉东西、牵牲口、搬水车。1947年在清苑县，对不愿参军的人，罗家营村扒人家的房子，北王力村黑夜包围对象的房子，从被窝里往外掏出来，连夜押送到翻身营。在姜庄，谁家不去，就叫群众到谁家去收拾他的东西。有的则是谁不去，就反谁的“黑地”，拆谁的房子。[105]:179有的村子，跑了按汉奸论罪。1948年无极等县扩军中发生以下强迫方式：一、逼兵，给青壮年扣大帽子，不来不行。二、拾兵，断绝行路人，见青年就抓。三、强迫当兵，驻村工作组拿著匣子枪扩军。四、吃兵。把群众组织起来，到不愿当兵的家里吃饭。五、饿兵，关起来不让吃饭。六、用开会名义抓兵。七、不当兵扫地出门，罚劳役一年，站一年岗。在北岳区，1946年涞水县扩军中，松花口村1人不愿意去，区干部将他捆绑到区里。里村村干部带枪抓兵，南峪村用抓纸球的办法选兵。1948年徐水、涞水等县，有的用找错的办法，谁有缺点就叫谁去；有的打钟集合，谁去晚了就谁去当兵；有的评议上了不去，就用大枪押著或绑著往区里送。在完县、唐县对避兵逃兵的家庭，实行扣押、吊打、封门、扫地出门，甚至戴上手铐。吃兵的现象也有，唐县马庄扩兵时，谁不答应，群众就到他家吃，吃了六、七家。1949年行唐县某村让青壮年自报，不自报就逼著到一个大池塘里冻著。在冀南军区，1947年，威县北四区一些村干党员采取威吓、堵口子、逼自愿、简单民主指定等，逼使村民参军。临清县扩军中，有的村用开大会的办法，出不来兵额就不散会。有的用“抓球”、“抽签”的办法，迫使村民参军。还有的对于不愿参军的对象，披上狗皮游街，对于拉后腿的女人也一样游街，并写著侮辱的话“俺离不开男人睡觉”。[105]:180有的地方对于抗拒当兵的村民，还采取收回已经得到的土地和果实的办法，迫使他们参军。如1946年冀中军区交河县，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如不参军，就收回其土地。1949年容城县也对不愿参军的村民提出“收回翻身果实”，大献王村就收回4间房子。统计显示，冀南军区的当兵者有1/3至一半是被强迫的。[105]:181